前有“海底捞”火锅店老鼠横行，后有“黄焖鸡米饭”使用问题鸡肉被查，最近一段时间，食品安全问题让人很揪心。两家品牌形象佳、经营形势好的企业相继出事，有偶然原因，但也存在共性问题。“海底捞”以“服务好到变态”著称，“黄焖鸡米饭”以百年传承为宣传点，却都将食品安全这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底线、生命线抛在脑后。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，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如何处理食品安全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？
对于一般企业来说，企业文化的内涵可以多种多样，但其核心要务大多万变不离其宗：提高员工的凝聚力，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等。然而对于食品企业，笔者认为，除了这些，还应当有一个核心中的核心——食品安全。当前，应当建立以食品安全为主导的食品企业文化，造就一种“好的文化让人不愿犯错；好的制度让人不敢犯错；而好的流程则让人无法犯错”的食品安全新局面。那么，食品企业安全文化应当是一种怎么样的文化呢？
食品安全文化的基础是诚信
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诚信缺失、道德滑坡。自企业文化概念兴盛以来，诚信文化已成为绝大多数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、至上境界。新时代下，我们应当倡导新的诚信道德文化。所谓新的诚信文化，就是在阐释诚信本义的基础上，将中华传统的诚信道德文化与时代精神、社会实践结合起来，赋予其时代新内涵。
新诚信文化新在两点：一是对内做到慎独、慎微、慎初；二是对外遵循契约精神。慎独就是一人独处时不做违背道德良心的事，不做违法乱纪的事，不做坑害消费者的事。慎微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慎初就是伤天害理、违法乱纪的事一次也不做，不心存侥幸，投机取巧。
济源双汇“瘦肉精”事件之后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动，加大了食品安全检查监管惩罚力度。但“瘦肉精”事件余波未平，上海的“染色馒头”、珠海的“绝育黄瓜”和江苏施用膨大增甜剂的“爆炸西瓜”却又接踵而来。可见，食品安全仅仅依靠政府监管和企业自身监管，既不足也不够。
不难发现，许多人为的风险与食品安全案件，均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发生的，作案者、违规者自认为天知、地知、我知、外人不知。如果受到道德文化的约束，一些人为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可能避免。慎独、慎微、慎初的新诚信文化是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中，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有效手段。
虽然有些差别，但诚信文化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契约精神。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，追根究底是源于契约精神的缺失。长期以来，国人更习惯依循 “熟人法则”，以人情关系代替契约精神，而“人情薄如纸”又是残酷的现实。
缺乏契约精神的市场经济体系带来的最直接恶果就是交易成本增加，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市场、合同约定不被遵守、经济往来中存在陷阱。在这样的类似丛林法则的市场环境中，大量社会成本只能被迫花在防范对方的背信弃义上。
在食品企业的文化建设中，契约精神必须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抛弃多余的人情因素，建立更规范的契约制度，不仅对合作双方都有积极作用，更应当是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一道屏障。
推行诚信文化重在公德重塑
要彻底打破现有的社会潜规则，即从熟人社会走向契约社会，就必须进行“私德”与“公德”的重塑。私德与公德的区别，正如梁启超所言：在于“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，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”。当下，仅靠道德感召，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势必面临相当沉重的决策负担。要造就一个有德行和诚信的公民，前提是先有一个化“私”或聚“私”为“公”的公共空间，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契约文化。
福喜的员工曾说过“过期也吃不死人”，过期食品也的确未必威胁消费者生命，“吃不死人”似乎就成了这些企业的道德标准。但当企业仅靠“吃不死人”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，连已经承诺过的食品安全标准都不能执行时，人们还敢相信它吗？
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这样的企业如果不注重公德重塑，将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。国人注重道德约束，在儒家道德观念里，“信”被放在一个相当的高度，但比起契约精神中用外在的力量强制执行，仅用道德维系诚信也是不现实的，效果甚微。近些年，我国相继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，让公众对社会诚信和道德的有效性发出质疑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建立有利于诚信文化推行的制度环境，使私德和公德实现高度一致，诚信文化才能形成气候。契约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旦不遵守契约，可以依靠外在力量强制执行。如果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被要求出示信用信息，比如投标一些大项目或者其他合作时需要出具可靠的信用记录，那企业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忽视自身信用。
由此可见，必须加强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，完善监督、追究与制裁机制，确保诚信文化在实践中凸显价值，让失信者到处碰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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